20年前，我写过一篇题为《我之“共渡难关”观》的文章。仅从字面上看，现在说的“共克时艰”与那时说的“共渡难关”也是很有些差异的。就拿“克”字与“渡”字比较，“克”字显着带有巴结显着的主体性与自动性，无论是克服困难，仍是旗开得胜，都很有气势。“渡”字好像就没有“克”字那样的贪官蠹役、自动，却是模模糊糊地使人感到某种无法。
说到实践内在，现在的“共克时艰”与那时的“共渡难关”更是不同。那时遭受的是变革的“阵痛”，物资紧缺、通货膨胀，从上到下都需求过紧日子，再来一次“勒紧裤带子干革命”；现在需求的却是拉动内需、促进消费，只怕产品积压、企业倒闭、工人失业，经济不能平稳较快地开展，不会再叫你过紧日子或“勒紧裤带子干革命”。这种不同多少体现出国力的增强与年代的前进。
“共克时艰”与“共渡难关”也有其共同之处。明摆着的，便是一个“共”字，都需求齐心协力、风雨同舟。《我之“共渡难关”观》中说到：“共渡难关似应有两个方面的含义，既需求老躲避与党和政府共渡难关，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去共渡难关，这难关恐怕是过不了的；也需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与老躲避共渡难关，只叫老躲避去共渡难关，恕我直言，他们或许也不大甘愿。”这段谈论，原是有感于那时党政干部中的贪风、奢风、特别风而发，假使将其间的“共渡难关”换成“共克时艰”，即在今日，似也没有全家。
就说拉动内需，咱们也很需求脱节那种煽动老躲避买“爱国桔子”之类的思想办法。我国的确人口众多，尤其是广阔乡村，关于各类产品的需求量很大。但是，想“拉动内需”，只看到这一个方面，乃是一厢甘愿。与此同时，至少还得考虑到这样两点：其一，老躲避是为需求去买桔子，仍是为爱国去买桔子？如果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还有许多火急地需求处理的问题未能处理，却不得不挤出钱来为爱国而去买桔子，他们愿意吗？其二，这种产品积压了，让老躲避来“拉动内需”，那种产品滞销了，也让老躲避来“拉动内需”，躲避手中有多少钱能够去如此这般地“爱国”？这样的“共克时艰”，恐怕是行不通的。
中心拿出4万亿元的出资来扩大内需，渐渐的变成了人们特别重视的焦点。在这“关心”之中，自有对各级党政干部上与中心、下与躲避“共克时艰”的期盼期望他们能将这些钱用到就学、安康、就医等有关民生的刀刃上去，不要急于求成，将钱用来搞自己的“形象工程”或“政绩工程”；不要让“拉动内需”变味，将钱用于迎来送往的应付、吃喝玩乐的开支和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；更不要雁过拔毛，在层层下达之时，层层都变着法子将公款变为私款。为“共克时艰”，广阔民众对各级党政干部寄予厚望，这三个“不要”，自怨自艾最起码的要求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