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际上，所有挽救金融危机的方案，基本也是这个思路——适量注入货币，避免经济彻底停摆，或者，物价失控上天，让一部分社会成员，让物价上涨一部分。所以，政府最终的选择，还是在崩和涨之间权衡，寻找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。这就是怎么回事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，大批人失去住宅、工作、养老金，石油却达到147美元一桶的原因——当时，大量热钱从房地产市场撤出，没有廉价收购资产，让深陷债务危机的个人和金融机构有机会出售资产偿清债务，而是去投机石油期货。
1999年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、农、中、建四大银行的1.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，对口设立华融、长城、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（简称AMC），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。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，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，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，以此按1: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。
当然，如果央行不提供支持，或者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，那么地方政府和部分僵尸国企，很可能要廉价出售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，偿还债务。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可能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。不仅如此，裁员、削减福利等压缩开支的手段，是可以预期的。
热钱必然会大量外逃，导致本币下跌。一方面，金融危机爆发时期，本国金融体系仿佛是雷区，不知道哪家金融机构、哪家公司会倒闭。这时，资本所有者保护自由资本安全的最可靠的方式，显然是远离雷区。这就是当年次贷危机爆发初期，美元暴跌，非美货币暴涨的原因。另一方面，本国央行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，必然大量释放流动性，缓解部分金融机构和社会成员的债务危机，这必然导致本币下跌的压力。如果本币坚持固定汇率，那么随着流动性增加，国内物价上涨，本国外汇存底会大量下降。一旦外汇存底低于临界点，各国政府就是想维护汇率稳定也无能为力。
一般来说，各国会努力维持本国汇率相对来说比较稳定。既然本币汇率守不住，那么为啥不主动大幅贬值呢？这至少有四方面的原因。一是在大量原材料依赖进口的时代，在本币流动性过大的背景下，如果本币主动大幅贬值，必然导致进口原料价格激增，刺激国内通货膨胀；二是如果本币瞬间贬值，那么那些大量背负外债的企业，或者以外币为结算单位的进口企业，往往瞬间倒闭，加剧金融危机；三是国内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加剧，如果本币贬值深度不够，有一定的概率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外逃，使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恶化；四是本币主动大幅贬值，会造成其他几个国家设立贸易壁垒，有时得不偿失。所以，各国往往垂死挣扎到最后一刻。
现实之中，凯恩斯主义后遗症最终解决方案和解决过程，是一个“央行、债务、债权、外汇存底”互动的过程。起点往往是央行控制新增货币总量、提高利息，默许债务端大批社会成员无法继续借新还旧，同时为关键金融结点（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）和社会成员（地方政府）提供资金支持，避免这一些信用结点断裂、社会成员破产。由于大量社会成员破产、清算，资产价格下降，大量热钱收购资产，实现债转股。
一部分热钱外逃，外汇存底下降，本币贬值，国内通货膨胀。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，进一步使用加息等手段收缩货币。最终，一部分债务通过拍卖资产被偿还，一部分债务由央行代偿，一部分债务通过破产被作废，一部分债务因为加息而加重。与之对应，一部分热钱用于购买资产，一部分热钱变成外汇流出海外，一部分热钱因为银行倒闭破产被作废，一部分热钱存入银行吃利息等待下一次大干一场的机会。整个社会经济规模下降，许多人破产、失去工作，幸存者收入下降、债务负担加重、福利被削减。
在垄断时代的经济停滞期，完全依靠社会顶端有限的投资和消费，经济规模将下跌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水平，与之对应是失业率将上涨到足以引发社会动荡的水平。这就是罗斯福时代以后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施行凯恩斯主义的原因。
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，中国的凯恩斯主义是由各地方政府、各地国企分散实施的。
与中央政府不同，地方政府、各地国企没有发钞权，不能增加基础货币，但是能借贷，持续不断的增加广义货币。中央集权制度下，地方政府和国企陷入债务的泥沼之后，央行还是会出面解救地方政府和国企——至少地方政府不能破产。如此考虑的话，我们可完全认为地方政府变相获得了发钞权。或者说，中国的发钞权是分散在各地的。
对地方政府来说，在内需不足、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、外来投资不断下降的时代，本地政府投资下降必然导致本地经济提高速度下降甚至全面滑坡，其恶果是立竿见影的，包括并不限于：财政收入下降、偿还利息困难、就业困难、失业率上升、社会问题增加。因此，一定要使用一切手段保证经济的增速，甚至包括寅吃卯粮。
事实上，由于寅吃卯粮具有可以在自己的任期内缓解问题、把包袱甩给后任的性质，往往受到各级官僚的青睐，成为愿意选择的方案。借债发展自然成为各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。
当然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，自然可以毫无负担地痛斥地方政府选择这样的经济政策的弊端。
改变这种局面至少有三种途径，分别为工业革命、增加本币流通范围和调解贫富差距。目前看，最后一条途径，可以减缓货币汇聚的速度，增加有效需求，减少债务总量和热钱危害，虽然选择这条路径必然要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，但是也许更可行一些。
资本主义国家调解贫富差距是大忌，因为这必然动摇资本对社会的统治，不得已采用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饮鸩止渴。社会主义国家则显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，也没有必要长期采用饮鸩止渴的政策。
对各级官僚来说，采用这样饮鸩止渴的政策，在自己的本届任期内也许不会爆发出来，但是最终迟早会演化成“灰犀牛”。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，文章的主要内容纯属作者本人观点，不代表平台观点，没有经过授权，不得转载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，每日阅读趣味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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